话说过年
文 / 张兴华
我从小喜欢过年。一到过年，我就忙乎着给村人们写春联。当时村上的人大多不识字，便显着了我。
过得最苦的年是1960年。“浮夸风”、“大跃进”，再加之长大后才知道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偿还外债等原因，使得城里乡下均遭受了一次大饥荒。砍树扒房吃食堂，砸锅炼钢乱搜粮。“人吃人，狗吃狗，老鼠饿得啃砖头。”那时，爷爷、奶奶相继饿死，小弟弟长到两三岁还不会走路，也在不久后饿死。快过年了，北风呼呼地刮，我穿着蓝粗布破棉衣蜷曲在麦秸垛根底下。无意中发现了金黄的麦秸中夹有些许麦粒的散头麦穗。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我飞快地掏着麦秸草，搜寻着麦粒。忙乎了半天，倒收拾出大半碗麦粒。我把它装进破袄内壁的大口袋儿里，飞快跑回家去。全家人都很高兴。妈说这麦粒今天除夕不能吃，要等大年初一早上吃，并把这大半碗麦粒捣烂，再添加些霜打的干红薯叶。这种混熬的黑菜粥汤成了全家人当时过年的上等佳肴。
过年最“左”的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年。年跟前开会，规定了过年大人不准走亲戚（集中开会或翻整土地）；小孩走亲戚不能带馍蛋子（那时最缺的是食物，过年走亲戚礼尚往来大都拿几个白面馒头作礼物）。“大干干到腊月二十九，吃了饺子再动手”便是那个特殊时期给后人留下的特殊词句。大年初一，生产队长吹哨子把全村人集中到一起，作过“唱语录歌”等“七个首先”之后，各自拿一个粗大海碗，到一个露天大锅灶前排队盛“忆苦饭”——当时的年景较三年困难时期已好了许多，“忆苦饭”的面糊搅和得很稠，里面煮放的干萝卜缨子洗泡得非常干净，吃起来也别有风味。“忆苦饭”吃过，生产队长吹了哨子再作些新年演说，于是散伙回家吃各自包煮的饺子。有趣的是，当时吃“忆苦饭”时还真“忆苦”。只不过干部们的本意是让大家忆解放前的苦，可时不时地说漏了嘴，大伙儿扯来扯去又扯到了1960年。
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我考上大学跳出了“农门”，转户口粮油关系时听老人们说，六○年至今这么多年的繁衍生息，这个村子的人口才与三年困难时期之前的人口总数持平。到了大学，因学的是师范专业，吃饭不要钱，每月还发两三块零花钱。那时的乡下人平素里已能吃上成筐的馍馍了。而到了学校，除了大米饭、白面馒头之外，天天还有荤腥吃。指导员在班上征求同学们对学校伙食的意见，我的发言“学校生活天天都是过年”语惊四座，确也道出了我们这些来自淮北农村贫寒门第莘莘学子的心声。
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过年，割二斤肥猪肉、蒸两锅白面馍待客算是不错了。鸡、鱼、牛、羊肉没有，干梅豆角用温水泡透挂点面糊在油锅里炸了用糖精醋水一烩，算是待客的“糖醋鱼”了。有一年过年，我炫耀似地从县城买回一条二斤来重的鲢鱼，妻剁好鱼块放在油锅里炸。女儿长了几岁还不知道鲜美鱼肉的味道，哭闹着要吃，结果被鱼刺卡住了喉咙。我和妻子抱着女儿跑了三四里路赶到公社（相当于现在的乡镇）卫生院，让大夫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女儿喉中的鱼刺夹出。
现在过年不过年在生活上已体现不出什么特殊的东西了。“红芋面，红芋馍，离了红芋不能活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，鸡、鱼、肉、蛋、奶摆上了人民大众的日常餐桌。“吃饭讲营养，家具讲高档，住房讲宽敞”，摩托车、电脑、小汽车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寻常百姓之家。现在的人们过年已不在乎吃什么了，而在乎怎样娱乐和休闲。